宪政本身不是政治机制对社会公众的严格控制，而是社会公众通过政治机制和宪法典则以及其他一些法律典则对有关存在于国家中的机构实体的控制。

4.应客观看待普通法院在宪法适用方面起主导作用（其次是国会，再次是行政）的制度，既不贬损它，也不迷信它。但是几年以来，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取得标志性的进展，因此亟待加强。

英国相关体制：加入《欧洲人权公约》，1998年《人权法》，《2005年宪制改革法》，2009年10月1日最高法院运作，走了美国的路。1993年毕业后，陈晓琪继续以齐玉苓的名义毕业工作，齐玉苓在得知真相后以陈晓琪等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2000年7月1日生效的《立法法》针对立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宪法所确定的监督制度作了许多新的充实性规定：（1）对不同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作出了较为清晰的划分，防止越权立法。这种做法固然有避免矛盾表面化和不致伤和气的好处，但却不利于法制建设，而是与自然经济、熟人社会相适应的办事习惯，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主、法治的精神和要求不相容。对其中有些问题，还与制定机关沟通，共同研究解决方案。

（2）有关法院审理王登辉工伤认定案援引宪法，其性质属于遵守宪法而非适用宪法，因而此案并非什么宪法司法化的例证。（二）历史阶段：美国模式。不仅如此，毛泽东提出的有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这个意义上的国体，则不属于以上两个层面，而属于上述两个层面中间的一个层面上的概念，即一个全新的概念。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当今部分日本学者最新的研究结论，美浓部本身也应被视为是一个国体论者，有关这一点下文即将论涉。[96] 众所周知，马列主义国家观主要是认为，国家就是阶级社会中的特别的公共权力，具体而言就是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实行的政治统治和管理组织。进入1930年代之后，日本政坛右翼势力开始逐渐抬头，整个国家开始逐步走向法西斯主义。[15]長尾龍一「穂積憲法学雑記」『法哲学年報』1969年号（1970年）。

[40]川口晓弘前掲論文参照。[84]与此相应，在这个时期的公法学界，穗积的国体学说也持续性地处于通说的地位，甚至被作为宪法学理论体系的一种框架而发挥了作用。

统治权在君主之手中者，谓之君主国体，统治权在人民之手者，谓之民主国体。针对这类主张，梁启超公开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名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古德诺、杨度等人的观点予以尖锐的批判，认为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 主张国体不可轻变，并指出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如今中国应在坚持现行国体的前提下改良政体。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65-84页。[95]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

[34]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马基雅维利（1469-1527）也对政体（governo）做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分类，他更为简约地将政体分为君主制和共和制两种。他首先用一个闹字描述清末以后有关国体的纷争，即显示了梁启超在早年时期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44] 然而，如果从整个国体概念史的角度来看，穗积的国体学说实际上曾经使西方此前的国家类型学在东方式的独特用语之中得到了一种更为细致化的发展，并且在严格对应了实定宪法上的规范依据与逻辑结构的前提下，提供了一个有效调和西方式宪法政治与东方国家自身传统之间紧张关系的理论框架，从而回应了当时日本的时代课题。[20]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東京） １９６１年 三十ページ。

但由于国家作为法人格乃是法观念上的一种拟制，为了使它能够进行意思决定，并可以行动，确实就需要自然人作为它的机关去承担这些行为的实施，而天皇就属于这种国家机关之一，并且也可以说是日本国家的最高机关。[74] 参见杨度：《君宪救国论》，隺唳生编辑：《最近国体风云录》，第2页以下。

至明治末期，随着立宪主义在日本的发展，穗积的保守主义国体论也曾受到了激烈的挑战。其间，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装置而曾发挥过建构国家形态、将特定政治权威正当化以及形成国家统合原理这三种功能，从而有力推动了其内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发生相应的演变，乃至从最初的一个形式性概念嬗变为一个实质性概念。

[55] 但更为完整地理解国体之内涵、并对清末预备立宪产生重大影响者，应推第二批被派遣到日本考察学习宪政的一位清廷官员——达寿（时任学部右侍郎）。[18]野田良之他編前掲書二四五ページ。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9-221页。进入20世纪之后，国体一语开始随着当时一批日本公法著作中译本的印行而进入了国人的视野。载泽:考察政治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575页。王晓范：《中日摄取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论之比较——以加藤弘之与梁启超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4 期。

其间，著名启蒙学者加藤弘之甚至在1874年出版的《国体新论》一书中区分了国体与政体这两个概念，认为前者是国家的本质，后者则是政府的形式。[86] 有关美浓部达吉国体护持论事件、包括美浓部达吉当年在报章上所发表的有关言论资料，可参见：長尾龍一「国民主権と天皇制」同氏前掲書『日本憲法思想史』所収二一一ページ以下。

[102] 关于新中国的政治教义宪法学，参见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97] 据当今学者考证，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不仅阅读过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且对其极为推崇。

[46]美濃部達吉前掲書二十三ページ以下参照。[11] 其间，德川幕府后期水户藩尊王学者会泽正志斋（又名会泽安，1781－1863）《新论》一书的问世（1825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39] 有关资料可参见：田上稂治編前掲書三十三ページ「国体と政体」に関する説明文。[62] 至1907年10月，梁启超在《政闻社宣言书》中数次使用了共和国体这一概念。穗积八束当时也曾指出：此二者之分别未加明确，又或否认此分别之倾向者，实乃欧洲宪法理论之通弊也。穗积八束也将国体与政体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并最早从宪法学的角度给二者赋予了清晰的定义。

[103] 有代表性的学说，可参见吴家麟编：《宪法学》，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115页以下。可想而知，如果秉持传统的国体概念，并将国体单纯地区分为君主制与共和制（或民主制），则不足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而毛泽东的国体概念不仅为这场革命以及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赋予了正当性，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历史方向，即要建立一个由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作为最终通往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阶段。

而国体的这种内部结构又是有规范性秩序的，并内在地要求一种合理的规范性秩序，正因如此，这种国体条款也具有一种国家统合的功能。[79]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饮冰室合集》（之八、专集之三十三），第94页。

  注释: 本文为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的研究成果之一。当然，这一意涵只是我国宪法国体条款所, 蕴含的初始含义。

  二、国体概念在日本宪法学上的建构 在日本近代史上，真正对明治宪法的制定产生过直接影响的政要人物，如岩仓具视、伊藤博文、井上毅等人，均是带有国家主义倾向的国体主义者。[13] 会泽的这种国体论可谓用心良苦，旨在以全民自发性的服从来取代当权者强制性的支配，以期归民志于一，实现国家力量的统一。[91] 段麟郊：《评五五宪草总纲中之国体领土与民族》，《地方自治半月刊》1940年第1卷第7期。他从德国近代国法学集大成者耶利内克等人所主张的国家法人说出发，认为国家本身在法律上具有人格，而无论在任何国家，所谓的统治权（主权）都归属于作为法人的国家本身，为此没有必要采用所谓国体这一概念再去判断主权之所在。

该书开篇即指出：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神勅永久统治之。[12] 会泽其实已经洞见到：当时的西方列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一体性，是因为基督教发挥了一种统合性的、源动性的凝聚力量，而他认为在古代日本也存在类似这样的某种一体性，即天照大神所创建并被传承下来的、以政祭一体的形式而存在的历史传统，这就是他所诠释的国体。

四正五官，国之体也一句，[④] 其中的国之体乃指君臣父子五行之官，具有类似于国家组成要素的含义。[104] 参见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第36页。

明治宪法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制定的。[99] 参见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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